伯明翰造币厂1949年铸袁像八年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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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在上海泓盛2025春拍——机制币珍品之夜拍卖中的一枚袁世凯像民国八年壹圆银币以368万元成交，成为袁像版别收藏爱好者的话题之一。

　  这枚袁像八年版银币的特征确实存在与众不同之处，其产生也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此，笔者引李察·韦德所著《中国近代机制币（1866-1949）——源自西方档案的印证》一书中相关该币成因的文章给道友们。
　　书中第5篇“关于袁世凯像银圆（袁大头）的信函”一文中记有“其次，我于1974年获得了一枚原光未流通品相的民国八年（1919年）版袁世凯像银圆（K.665），因其光泽明亮异常，该币被当作重铸币交易，据我判断是在欧洲大陆购得的。由于一些西方国家的造币厂似因中国于1949年启动的官方袁世凯像银币重铸计划而获得了币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该币于欧洲再度重铸亦未可知。”
　　书中第17篇“伯明翰造币厂和皇家造币厂遗存的中国钱币币模” 一文中记有“此外，在伯明翰厂发现的旧币币模中还包括1949年重铸的民国八年（1919年）版袁世凯像银圆的正背面祖模、子模和工作模（参见K.665，背面无点），以及两枚币面以铅笔标注“1949”的试制币。因恶性通胀肆虐、纸币难以流通，国民政府被迫于1949年重铸银币，上述诸币交予英国重铸，孙中山像银圆（K.624）则交予美国。伯明翰厂现存文献中虽无受国民政府之托重铸银币的记载，但皇家造币厂恰有相关资料可查。
　　皇家造币厂保存了民国三年（1914年）版袁像银圆（参见K.646）的正背面祖模和子模（币面用油墨写有年份“1949”）；藏品保管负责人在一封信中介绍了皇家造币厂于民国末年代为铸造袁像银圆的来龙去脉：……1949年，我厂先后多次受托铸造中国银圆。3月，伦敦某金银贸易公司与我厂接洽，询问代铸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银圆相关事宜，我厂呈报财政、外交两部后答复称：“在获悉某国政府或其合法元首已明确批准前，我厂无法代其铸造钱币。”5月，伦敦又一家金银贸易公司就代铸中国银币一事与我厂接洽；我厂虽同意制作袁世凯像银圆币模，但明确表示，若最终未获中国政府授权，我厂不仅不会开铸银圆，还会销毁已制币模。5 月底，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经理就我厂能否以中国寄来的币模铸造银圆发起问询；几天后，即6月初，第三家金银贸易公司与我厂接洽，询问代铸袁像银圆事宜；其后，此类接洽均告中断，而币模生产照旧；8月，祖模业已备妥；12月，因获悉中国方面再无代铸银币之需，我厂终止了与袁像银圆相关的一切生产。”
　　在第38篇“袁世凯头像银圆（Y.329）回溯”一文中记有“为加速银圆重铸，国民政府除重启国内多厂外亦委托洋厂代为铸币，美国造币厂即收到了孙像船洋的订单。1949年3月，国民政府委托第三方就代铸袁像和孙像银圆一事与英国皇家造币厂进行接洽，皇家厂1949年夏制作的“民三”袁币工作模和子模至今（2002年）仍得见于该厂藏品中；其后，或因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自顾不暇，此类接洽不了了之，皇家厂有无试用币产出亦不得而知。另一方面，自晚清以来即在机铸币领域与中国广泛合作的伯明翰造币厂应同时接到了国民政府代铸银圆之请；该厂现存文献中虽无相关记载，但其藏品中两枚出自非标准币模、币面用铅笔标记了“1949”的“民八”袁币可作为伯明翰厂应邀铸币之凭，该币见录于史威尼所著《伯明翰造币厂史》，其币模列于董氏《通览》中伯明翰造币模之下。
　 民国末年伯明翰厂造“民八”袁币显然出自重刻版币模，易于辨识。银圆背面左侧嘉禾顶端麦芒（Y）未开，铭文“壹”字秃宝盖下短横稍显左偏（P），正面袁像较原版略微凸出，袁氏胸前所佩大勋章模糊难辨（Q）。史威尼称该币含银83.3%，略低于标准成色。存世样币中，两枚见藏于伯明翰厂（后丢失），另有少数得见于拍卖会等场合，因数量颇为有限，故笔者将其列为珍品（编号20）。”
　　另在孙浩编著的《银元百年：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一书中也有关于该版的解读。
　　综上，伯明翰造币厂1949年铸袁像八年版产生的过程得以厘清。

    至于拍卖软文中对该币的描绘“…样币币模镂刻精美绝伦，铸打卓越非凡，边齿及马齿锐利，图文高高跃出币面，极具浮雕观感，人像五官生动，须发、肩章等细节淋漓尽致，精雕细琢间尽显神韵，背面嘉禾茁壮茂盛，精细程度令人惊叹…”笔者不敢苟同。虽未近距详睹，但根据李察·韦德对该币细节的描述再结合图片观察，相信道友们对该币的雕刻水平会有各自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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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民国八年确认看上去不错，和普通八年不同，是否后期重铸有待进一步证实，不过一些高端银元品种确实在海外有原厂铸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