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二角银币版别及辨伪

尚正 · 发表于 2014-8-6 22:44:05

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二角银币，与同类一角面值组合成套，是浙江省最早铸发的银币，同时也是中国银币中极为稀见的品种。

一．版别
根据正面纪值文字“厘”的书写不同，二角币可分“简体厘”与“繁体厘”两大版别体系。“简体厘”，以所见实物而言，只见一种版式，没有其它版式可供细分。此币版式特征是：背面上端纪地英文“H”，书作“日”字状，英文“V”写成倒“A”状；下方纪值英文“M”误为“N”。（图1）
图1，“简体厘”真品

“繁体厘”，根据背面英文排列与正误不同，见有两种细分版别。其一为，“正确版”，即英文排列与书写基本正确（二十二年浙江二角都有将英文“V”写成倒“A”状，此细小差错在此版命名中予以忽略，故名之为“正确版”）。（图2）其二为“错误版”，即英文排列与书写上出现错误。具体为：上端英文“浙江”拼写上出现间隔错误；下方纪值英文缺漏“D”字。（图3）
图2，“繁体厘正确版”真品

图3，“繁体厘错误版”真品

尚正 · 发表于 2014-8-6 22:58:43

本帖最后由尚正于 2014-8-8 00:17 编辑

二．辨伪

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二角银币旧时有仿造伪品，出品者是民国时期著名币商平玉麟。如细加区分，伪品可分两版。其一为正面地张右上方有一条阳文横线；（图4）其二为正面地张平整，个别文字稍有修整。（图5）
图4，伪品第一版

图5，伪品第二版

关于此两枚浙江二角伪品的辨伪要点，马定祥先生在一份未予出版的《中国银币图说》书稿中有所描述。（见图6）
图6 ，马定祥先生亲笔书稿，红线划出部分是马老与杨老对伪品特征的描述。

（附注）《中国银币图说》书稿，是1979年——1980年间马定祥在上博工作期间执笔编写的。我在“陕西五分银币伪品引起的回忆”一文中曾有提到，上博在钱币组设立之初，便对两位老专家的工作重点作出部署，概括起来主要是三项，即藏品整理、学术研究、培养后人。其中学术研究就包括著书立说。编写《中国银币图说》一书是当时钱币组的一个集体项目，由马定祥和杨成麒两先生担纲，马老负责撰写执笔，我协助做史料的查找工作。书稿完成后，交送给当时的部门主任马承源审稿，后遭其否决，理由是，书稿中毫无马列主义理论，缺乏新钱币学的时代精神，连修改的价值都没有。两位“旧钱币学遗老”的学问功底终于被这位高境界的领导所看破，从此以后，编书的工作立项也被彻底取消。由于这部书稿是集体项目，一贯循规蹈矩的马定祥先生只能作私下保存，而未敢予以出版。
图7，伪品对比——正面

图8，伪品对比——背面

据杨成麒先生记叙，这两枚浙江伪品，是平玉麟在1943年间的出品，模具是由一个名叫李仲清的合伙人刻制。先后做了两批，第一批共做了二十来枚，特征是银币正面右上方有条阳文横线，这条横线是冲模制作时不慎碰伤所致。第二批，约做了二十几枚，那是因为第一批都卖完了。这第二批的冲模是重新制作的，部分文字笔画稍有修改，主要是想让藏家当作版别再次收集。

平玉麟造伪合作者李仲清，以前曾是福建造币厂的专职雕模师，当时受雇于上海天潼路一家银楼。除了与平玉麟合作造伪外，他自己单独也制作过一些伪品。因与麒麟泉币社曾有合作关系，所以与杨成麒先生关系良好。平玉麟及李仲清自己单干的伪品信息，杨成麒先生大多是从他口中获得。不过，因属私下透露性质，故杨成麒先生对有关伪品真相作大范围的公开，其时间大多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其中包括这类二十二年浙江二角银币伪品。

对于此类伪品，马定祥先生也曾有评说：作为仿品，此伪技艺实属一般。但由于此类浙江真币，均制作粗劣，且有不同版式并存，而当人们把它视为一个独立的版别，那就无从鉴别了。所以，在这类伪品出现后，当时的藏界是没有一点质疑的。几乎所有银币大藏家都未能免受其奸，包括耿爱德和施嘉幹，都将其收入书中。他自己也是在杨成麒先生告知后才得以识别。

尚正 · 发表于 2014-8-6 23:01:36

本帖最后由尚正于 2014-8-8 00:33 编辑

关于施嘉幹捐献藏品的一些说明

二十二年浙江二角银币的伪品，细分可成两版，上海博物馆的施嘉幹捐献藏品中都有。以前，马定祥与杨成麒两老在上博任职期间，已经将其鉴别出来，一起编入伪品类的参考品。但现在，这类伪品又被误当珍品列入上博正式藏品。其原因，需用一段故事的记叙才能说明。

施嘉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银币收藏家。文革动乱初期，施嘉幹先生为避免自己的藏品遭抄家而蒙受损失，便以捐献的名义送交上海博物馆。

1975年初，施嘉幹先生因心肌梗塞而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1978年，上海博物馆在马定祥与杨成麒两老的担纲下，对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机铸币进行全面整理，去除混杂其间的伪品，并将真品整理成大全套。由于施嘉幹先生的藏品体系脉络比较清晰，所以当时的配套就用他的藏品作为基础，其他的，比如著名钱币收藏家李伟先所捐赠的银币藏品，是作为配套的补缺。在配套整理过程中，施嘉幹先生藏品中两枚二十二年浙江二角银币伪品是被剔除的。

约1979年初夏，经过拣选、编号、照相、建档等等工作流程，上博银币藏品的配套整理大功告成。然不久，中央政府下达关于纠正文革错误的“落实政策”决定，其中除全部发还抄家文物的规定外，还提出对在文革期间接受捐献的文物必须进行重新确认的要求。施嘉幹先生的捐献是在文革初达成的，按例须经重新确认。当时，马定祥先生带着我去拜访寓居上海的施嘉幹先生遗孀董逸新女士。当谈到重新确认捐献之事，董女士回答说，把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是施嘉幹先生生前的意愿，但因定居美国的儿子施欣昌对于他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受到冲击心生怨愤，所以决定要求发还施嘉幹的全部藏品。

其实，大藏家李伟先捐献的银币藏品在整体品种上是超过施嘉幹藏品的，归还施嘉幹的藏品并不会降低上博银币收藏的品种质量，但由于配套具体工作投入了很大工作量。所以，上博领导还是想把施嘉幹藏品留下来。这样，马定祥先生又带我去了两次施嘉幹先生的家，结果遭到的是一次比一次更为坚定的拒绝。无奈，1980年初，上博便把施嘉幹的藏品悉数退还给施家。接下来，我们又用大半年的工作时间，再以李伟先先生捐赠藏品作为基础进行整理配套。

1995年，为追求简单、清净的生活状态，我辞去上博公职。同时也刻意疏离当时喧嚣嘈杂的钱币圈。

1998年，施嘉幹先生夫人董逸新女士代表其家属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施嘉幹先生的全部旧藏。施嘉幹的银币藏品又戏剧般地回到了上海博物馆。不过，回来后的藏品已是真假混杂一起，以前老一辈的鉴定结论已无迹可寻，所以某些伪品被上博后来的专家误当真品编入藏品了。其中，二十二年浙江二角银币的伪品便是一例。

现在的上博藏品取舍，已不代表马定祥与杨成麒两位钱币大师的鉴定立场，这是我以上文字的主旨所在。